追梦女人

另有一次张丽玲从工作间经过，与一个日本女孩走了个对面，那个女孩却站到边上，让张丽玲先过去。张丽玲觉得这个女孩人长得也挺好看，如此多礼，肯定是因为业务能力差，但很快听说就是这个女孩刚刚获得NHK俄语演讲比赛第一名。

这要是在中国，一个女孩得到这样的荣誉，至少公司上下会无人不晓，怎么还对后辈那么彬彬有札、谦让为先呢？如此看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发生在每一个日本人身上，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山内道雄也经常对张丽玲表现出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不断让秘书送有关酒税务方面的书给张丽玲看，可张丽玲却接过来就放到一边，直到有一天山内道雄问她看了没有，她才说“没看”。山内道雄并不生气，口气平和地说道：“酒税，占一个国家税收的很大比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大仓是最早把啤酒卖到民间的公司……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以为我把你录取到大仓来是让你为大仓做贡献的吗？不是，是为了让你今后给你的国家做贡献的！”

张丽玲慢慢发现了她对日本人理解的偏颇，开始了解日本人，开始走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多年以后，石井部长和桥爪课长对当初录取和使用张丽玲的情况还记忆犹新。

石井说：“大仓那年招人的时候，考虑到在中国有合资公司，需要一个懂中文的人。”

桥爪说：“张丽玲95年4月进公司的，担任的是啤酒原料的贸易工作。她一开始就表示希望成为中国和日本的桥梁。我想，她是中国人，能做什么工作呢。公司要进啤酒的原料，我让她跑到北海道，发催款单，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工作，干得不错。”

让张丽玲自己感到欣慰的是，她的业务能力真的慢慢提高了，对原料差价的计算从来没有失误过，英语大有提高，脸上的包也不见了，以至于有一天吉田朋子看着她说：“你脸上也有不长包的时候嘛！”这话让张丽玲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这也证明了她的努力被接受了。

不知不觉六个月过去了，张丽玲的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下来，可是这时她性格中那些不安分的因素又冒了出来，一个被生活搁置了六年的梦想重新回到她的眼前，以至于改变了她的生活甚至命运。

话要从六年前说起。

1989年夏天，一架波音747把张丽玲只身一人“空投”到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句日语又不会说，孤独感是难免的。出机场时，她一边遭受一个“老日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日本呆过几年，想在新来者面前炫耀一下，看见漂亮女孩就想占点便宜）纠缠，一边左顾右盼地寻找来接她的朋友（朋友引见的朋友，早几年来到日本，只在国内见过一面）。这时她看到一个中年中国男人，也是刚下飞机，带着八九个大箱子，连锅碗瓢盆都带来了，看那样子是既然来到了日本，就没想再回去。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出站口堆了那么一大堆东西。望着那中年人既兴奋又茫然的目光，张丽玲胸中燃起一股难以言状的热浪……

张丽玲想，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只要堵在这里，跟踪拍摄下去，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呢？

接站的朋友来了，“老日本”赶紧溜了。张丽玲离开机场时，那个中年男人的那一堆箱子还躺在机场出口处。尔后六年时间，这一幕从未在张丽玲的脑海中消失。从那一刻起，张丽玲就在孕育一个梦：用一台摄像机，从步入日本国土的那一刻开始，把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记录下来的梦也从未消失。

十一年后，张丽玲这个梦变成了现实，她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家里又谈起机场的景象，如临其境：“当我比较着急地等待有人来接我的时候，看到机场里那个人的一大堆箱子，我反而不为自己的事着急了，就想如果能有台摄像机把眼前的这一幕拍下来，并再跟踪着他拍下去，该多好！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能做出这种决定，毅然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梦，并为此而用人生作为赌注，这种勇气和决心，真是了不起。他仿佛给了我一种战士冲锋陷阵的感觉，令我十分振奋和感动。”

尔后几年的留学生活中，张丽玲亲身体验并亲眼目睹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怎样艰难地奋斗、拼搏：既要维持生存，又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既要学有所长，又要承担起家庭的义务……被高度压缩的生命过程中，承载着五彩缤纷的梦。这一切让张丽玲无法平静，她时常处在焦灼和苦痛之中，觉得她的心每天都被一种情绪鼓荡着，她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她想把在异国他乡的历程记录下来，让国内的亲人们看到，让中国人的子孙后代看到，她想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她动过笔，试着写了三四万字的稿子，但由于她的生活与学习同样承受着压力和挑战，就没有进行下去。

张丽玲在拼搏，在积累，在等待，一旦条件成熟，她一定要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现在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六年前的梦重又回到她的脑海里。可是条件是否真的成熟了呢？

她先跟妹妹张丽烨说这件事，没想到马上遭到了反对：“你的工作刚安顿下来，你就不能过几天安分的日子吗？操心费力地去拍别人的生活，人家让你拍吗？还有，你拿什么拍？一没有机器，二没有资金。再说了，你得上班，哪有时间去拍，大仓知道了会把你给辞掉的，日本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员工在外面干事，弄不好你连饭碗都会丢掉。”

一向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妹妹这么反对，这让张丽玲感到意外。是她的想法太离奇了吗？是她的性格太富于幻想了吗？张丽玲没有因为张丽烨的反对就停下来，她要寻找支持者。张丽玲在留学生圈子里四处“游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大多数人则认为是件好事，可是很难做成。

最积极的支持者是张焕琦。

张焕琦来日本前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北京广播学院的高材生，在北京时导演过一些电视剧。来日本自费留学念的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所的电影导演专业，对纪录片怀有浓厚的兴趣。几年的日本留学生活中，张焕琦见到了很多在国内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对他的冲击相当强烈。到了1993年、1994年的时候，留学的热潮逐渐降了温，来日的人数在减少，相反从日本到第三国的人开始增多，张焕琦担心很多事情随着这些人流的移动可能会消失，作为一个电视人，他觉得这样的历史错过了，拍不下来，相当可惜，他也在不断地设想、酝酿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记录下来。他曾想到拍成电视剧什么的，当时《北京人在纽约》正在国内播放，影响很大，但是又觉得电视剧与眼前的事情距离比较远，他也想到了纪录片，可以讲真人真事，也可以直抒胸臆。但他原来从没有拍过纪录片，没有经验，所以也不敢贸然动手去做。

突然有一天张丽玲来找他，说想拍一部纪录片，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张丽玲与张焕琦在国内就认识，而且合作过，1985年张焕琦拍的一部戏，就有张丽玲担任的角色，他们算是同道，关系很好。张丽玲比张焕琦早来日本一年，来日本后他们经常联系，这次一个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又把他们拴到了一起。他们要先从策划开始，从案头的文字资料工作做起。

张焕琦已经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毕业，但他没有做导演，更没有到电视台去工作，而是在一家叫做KOSUMOMEDIA的公司做商务工作。为了保证生活，张丽玲、张焕琦都要上班，而且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必须全力以赴，他们只好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不断招集留学生座谈、研讨。他们最初计划从身边的中国人开始拍起，以议论为主，突出几条主线，如中日历史问题、华人政策、出入境管理政策等。这段时间，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在日华人的历史、留学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中国人赴日留学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和理性的反思，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较，得到许多新的启示。他们发现自清末以来，包括鲁迅、秋瑾、郭沫若等留学的时候，虽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但缺的是图片，特别是能反映生活细节的影像资料。这种历史的缺憾逼着他们把目光更多地放回到现实中来，用在日留学生身上正在发生的历史来弥补历史的不足。